（中国城市报 张阿嫱）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助力，绿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备受关注。

在2021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上，各地绿色建筑技术成果纷纷亮相。中新社记者 张 浪摄

2017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等七部委组织广东、浙江等地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其中广州市成为全国一线城市中唯一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如今四年过去，广州在落地绿色金融方面成效如何？全国范围内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如何？房地产建筑业等“能耗大户”如何实现绿色转型？

广州领跑各试验区,累计发行绿色债券780余亿元

2021年全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

截至目前，我国共设立了六省(区)九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六省区包括浙江、江西、广东、贵州、甘肃和新疆。据人民银行披露的数据显示，2020年末六省（区）九地试验区绿色贷款余额达2368.3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比重15.1%；绿色债券余额1350亿元，同比增长66%。

在上述六省（区）九地试验区中，广州已有初步成效。

在7月29日举办的2021中国国际绿色金融与绿色建筑论坛上，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何华权透露，截至今年6月，广州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接近5000亿元，同比增长42%；全市累计发行各类绿色债券780余亿元，总量居各试验区之首；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碳配额实现交易累计成交接近2亿元，占全国成交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国的碳排放试点区域里也是排名第一。2020年，广州新增民间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已经达到80%。

今年初，广州市企业已经成为全国首批碳中和债、首批碳中和与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者之一；广州市花都区还创新了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等金融产品；来自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数据也显示，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的首批52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案例中，由广州创新形成的案例达11个。

这也直接推高了广东省的绿色贷款余额总量。截至2021年3月末，广东绿色贷款余额达11062亿元，同比增长37%，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广东、湖北、北京和江苏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占比60%

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层面也在密集发声支持绿色金融发展。7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金融委会议明确强调，发展绿色金融是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

7月13日，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央行正有序推进碳减排支持工具设立工作，通过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机构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重点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

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宣告启动。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开闸”，召唤更大更强的绿色金融市场。

其中，绿色债券被视作重要手段之一。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学工介绍，债券市场是企业融资的一个主要渠道，优势是融资成本低、流动性比较好、风险相对分散，特别对企业而言不丧失控制权，因此在主要的发达国家中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

2015年12月31日，发改委发布《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强调支持绿色低碳项目融资，开创了中国绿色债券的先河。

尽管如此，绿色债券目前在全球债券市场的比例仍然很低。债券倡议组织中国区总经理谢文泓给出了一组数据：全球债券市场规模约为100万亿美元，而绿色债券的占比只有约1%。他也提到，绿色债券在过去几年发展也非常快，每年以50%—60%的增速快速发展，接下来几年在全球债券市场的占比有望提高至20%。

“从实际的市场运行的情况来看，绿色债券发行的平均票面的利率水平略低于市场收益率水平，说明投资者还是愿意为绿色发展作一些贡献，愿意让出一些收益来支持绿色发展。”孙学工说。

孙学工透露，绿色债券自发行以来，发行额在逐年提高，特别是2020年尽管遭受较严重的疫情冲击，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仍然超过480亿元；从绿色债券发行区域上看，广东、湖北、北京和江苏四省市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四省市合计发行规模已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60%。

绿色债券用于绿色建筑占比不到10%

具体落地来说，建筑、能源、交通作为国际公认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三大领域，其绿色化是未来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

“每建造1平方米的房屋，要产生0.8吨的碳，因此在建筑方面的碳排放减少形势严峻，绿色建筑大有可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举例说道。

中国人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也直言，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近些年建筑能耗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建筑面积的增长速度。

自2016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以绿色建筑为例，业内认为投入到该领域的金融支持还远远不够。

马骏提到，中国内地发行的绿色债券用于绿色建筑的占比不到10%，而在国际市场上用于绿色建筑的占比一般能达到30%。

具体阻碍有哪些？他进一步分析，首先在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层面，还没有对绿色建筑实施差别化处理，导致很多商业银行不敢、不能或者不愿意支持绿色建筑开发。

在行业层面，绿色建筑运行标识的管理还有待完善，特别是建筑运营阶段能耗信息披露缺失。这一方面导致绿色建筑在运行阶段的绿色效益难以保证；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金融机构支持绿色建筑的动力，以及消费者购买租用绿色建筑的兴趣。

在企业层面，绿色建筑的产业链较长，涉及主体比较多，除了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以及一些绿色建材企业和节能服务公司。这些企业虽有一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但大多数为轻资产企业，难以提供金融机构需要的抵押担保品，从而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马骏认为，首先在保证对房地产行业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应该对绿色建筑实施差异化、精细化的金融政策，保证绿色建筑的融资可获得性优于非绿色建筑。

此外，金融机构也应该针对建筑行业的特点及其低碳发展的要求，创新研发一批新的金融产品。比如银行要投入力量分析绿色开发贷和绿色按揭贷的违约率与非绿贷款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实施差别化的定价；研发绿色开发贷、按揭贷，建筑光伏资产的证券化产品，创新绿色建筑保险产品，针对绿色建筑产业链开发绿色供应链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及与绿色建筑减排相关的碳性能产品等等。

不过记者注意到，在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方面，一些城市已有初步成效。

比如在2020年3月，浙江省湖州市成为全国首个由住建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合作推动的绿色建筑和绿色金融协同发展的试点城市。

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介绍，试点一年多来，湖州已初步探索形成经验。

比如湖州通过建立绿色建筑的信息披露的平台和机制，帮助金融机构识别绿色建筑。这不仅帮助了政府给予扶持，也帮助银企加强对接；同时，湖州还推动保险产品的创新，通过应用人保财险开发的绿色建筑性能保险，可以管理项目不同阶段绿色建筑的评审标准问题，进而保障绿色建筑的可信度，解决绿色建筑项目责任划分的问题；湖州还完善了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的激励约束机制，创新金融产品。

同时，湖州还在没有扩大房地产信贷总量的前提下，完成了房地产调控和金融支持绿色建筑发展的两个目标。

雷曜透露，试点一年以来，湖州的房地产贷款占比出现了有效降低，但其中绿色建筑相关贷款的占比大幅度提高30%。“意味着有限的信贷资源更多涌向了绿色建筑领域。”他说。

绿色建筑每年新增4—6亿平方米,市场超万亿元

未来的绿色建筑将走向何方？住建部科技产业中心绿色建筑发展处负责人梁浩认为，随着消费者对于绿色建筑的认知逐步提升，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格局将逐步得到改变，一些高品质、健康舒适的建筑将更受消费者青睐。

他表示，我国每年新增绿色建筑体量约为4—6亿平方米，既有建筑绿色改造市场达上万亿元，市场空间极大。

但绿色建筑除了重设计轻运行，地域分布不平衡，没有形成市场为主导的长效机制外，行业集中度依然较低。

“绿色建筑目前还是属于大行业、小公司。”梁浩提到，2020年整个建筑业产值达到28万亿元，从业人口接近6000万。但目前龙头企业较少，企业多小而精。因此公司之间的差异化不明显，资金、技术、规模门槛不高，头部企业领先优势不突出，受地域或距离限制较多，缺乏组织能力较强的龙头企业来带动。

不过具体到城市而言，目前江苏、上海、广东、湖南、河北多地都围绕绿色建筑积极推出了鼓励措施，比如在上海，符合要求的超低能耗建筑项目，最高可奖励3%不计容积率奖励；在北京，这种趋势则体现在土地拍卖中，除了竞地价、房价、竞政府持有产权份额等工具外，北京还提出“竞高标准商品住宅建设方案”，低能耗、装配式等的绿色建筑指标都被纳入竞争标准中。

“这也可能是绿色建筑未来在一线城市的一些思路。”梁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