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报 王京生）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放眼世界的伟大创举。它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探索之路，也是世界文明融汇发展的和平之路。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对在东西方文明交往历史星空中处于重要地位的丝绸之路产生无限的遐想。20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再次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既是对这份文明遗产的继承，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往开来的伟大创新。

倡议提出8年来，“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扩大，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比较起古代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已经不是中国人在面对外部陌生世界时，舟车劳顿、小心翼翼的探索，而是对整个世界了然于胸的顶层设计，是中国主动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的又一壮举，体现了大国崛起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 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逻辑起点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认为，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而不衰，实在了不起。他在书中写道：“从孔子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虽然也受到诸如昔日的佛教、现在的科学这种外来影响，但佛教并没有使中国人变成印度人，科学也没有使中国人变成欧洲人。”他认为，最大的原因或许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又同属于一种文化；其次，中国文化善于同化外来文化。

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同化其他文化，而不被其他文化所同化？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文化具有集纳意义，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包含了自强的力量、兼容的气度和通达的智慧等特点，适用于世界各民族。二是中国文化包容大度，博采众长，具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特质。正如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的，中国人“对于西方的坏东西——兽性、不安、欺压者和纯物质贪欲，他们都心如明镜，不愿接受。而对于那些优点，尤其是科学，则照单全收。”三是中华民族具有谦虚、好学的美德。与其他文化交流时，不是傲慢、敌视，而是学习、借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谦虚、好学使中国文化变得日益智慧和强大。四是中国人民长期形成的文化认同感，这种强烈的认同感使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紧紧凝聚在一起，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

上述四个方面，是中国文化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所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文化观念、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之路的高度认同和坚定信心，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治国理念、发展道路的根本支撑。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跨越千年而生成并不断进化，是在历史长河中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薪火相传的优良品质，它们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曾结出硕果、大放异彩，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又一次精彩绽放。

（一）平等互鉴、开放包容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胸襟和格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之一，在于其多样性和包容性。因为尊重，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多样；因为多样，所以精彩。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指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他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划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他认为：“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 “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

中国人的文明观则恰恰相反，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各种文明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文明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融合，而不是冲突。这一观点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印证，古代丝绸之路的繁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5月14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大量的考古证据表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和交往远在丝绸之路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以两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为标志的丝绸之路，使得这种交流和交往成为一个朝代的自觉行为，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极大地推动了夷汉之间商品的交易和文化的传播。与汉朝相比，唐朝的开放包容更上层楼。唐人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外来文化。当突厥人请求在内地安置而群臣反对时，唐太宗李世民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大度与包容，最终为大唐带来万国来朝的盛况。

据《唐六典》记载，唐朝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而鼎盛时期同时交往的国家就有70多个。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达到百万，其中外来人口约占20%。胡人、胡乐、胡舞、胡食、胡服随处可见，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各种宗教也开始广泛传播。对唐朝全盛时期的繁华，王国维在《读史》中这样进行描述：“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远人尽有如归乐,此是唐家全盛时”。大唐气象之所以彪炳千秋，为世界所景仰，就是因为它没有华夷之辩，各种文化竞相绽放于世界之都长安，其恣意纵横、包容天下的气概，使我们的文化底蕴更加雄浑深厚。

汉唐时期文化的平等互鉴、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一个缩影。中华文化向来不惧怕外来文化的冲击，不仅如此，中华文化还期待与外来文化相融合，在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自信，成就了汉唐的繁荣昌盛，成就了中华民族的灿烂辉煌。也只有开放包容的文化自信，才能使我们的文化更加伟大，而这种伟大又反过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既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文明，也是本土文明不断与世界文明交流融合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文明。

如果按照亨廷顿的理论，在这漫长的文明交融和发展过程中，不知道会爆发多少次文明间的冲突和战争，然而历史恰恰相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通过贸易交往、文化交往，完全可以实现和平共处、互利双赢，从而开辟新的文明互动局面。

现在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发扬古代丝绸之路的精神，以平等互鉴、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再次向世界敞开中国的大门，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在政策、设施、资金、贸易和民心方面的互联互通，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体现、新表达。

与之前的对外开放相比较，“一带一路”倡议打开了一个更加宽广的格局：

首先是空间更加博大。“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是面向亚欧非大陆及沿海岛屿，同时向所有愿意加入的国家和地区开放，区域极其博大，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同中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已达到140个，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二。

第二是内容更加博大，它不但涵盖贸易、投资、交通等经济领域，还涵盖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如政治上的求同存异，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文化的多元共存等。

第三是共同利益更加博大。“一带一路”首先由中国倡导提出并积极推动，但这并不表明它仅仅代表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的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将中国机遇变为世界机遇，增进“一带一路”参与各国人民的福祉。

第四是视野更加博大。“一战”前夕，著名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将目光投向辽阔的欧亚大陆，第一次区分了陆权与海权的观念，认为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并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岛理论:“谁控制了世界岛（即亚欧大陆），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就中国而言，“一带一路”的提出当然不是为了“控制整个世界”，而是一方面实现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政策协调和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战略大迂回，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回归传统陆权的方式形成对近代以来处于强势的海权的对冲。孙子说：“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中国巨大国际贸易量的90%以上要通过海上运输，并严重依赖4条海上运输生命线，因此也面对了巨大的航路风险。“一带一路”并举，既重新开辟欧亚大陆这一传统的贸易主通道，规避可能出现的海上风险，也通过加强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贸易往来，有效回避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

（二）立己达人、兼济天下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情怀和担当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站稳，也要让别人站稳，自己要腾达，也要让别人腾达。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得志的时候要修养自身,得志的时候要努力让天下人都能得到好处。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文化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从来不吝啬与世界分享。丝绸之路是中国主动打通与世界交流的通道，与世界分享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这些在当时的西方被视为重要的奢侈品。汉唐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惠泽天下，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以至于华人直接被称为“汉人”或者“唐人”，至今很多地方还有“唐人街”的存在，“汉语”则成为中文的代名词。而中国发明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传播到世界各地后，更是直接影响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比如在欧洲文艺复兴过程中，造纸术和印刷术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在清朝末期，由于长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阻断了中华民族与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和联系，而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文化失去了向世界学习、提升自己的宝贵机会，最终导致被动挨打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屈辱史。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再次崛起，从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国家，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落后的农业生产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并且在多次国际性危机中担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197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为2.3%，而现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预测，未来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将超过四分之一。2020年，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积极组织复工复产，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对稳定世界经济、增强各国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初，中国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这不仅是中国发展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彪炳史册的奇迹！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也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充分展示了中国力量。对于那些正在探索发展路径的国家来说，中国的成功，无疑为他们带来了现成的可以参考、可以借鉴、可以复制的发展模式。

尤其在摆脱贫困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很大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甚至是贫穷落后的国家，贫困人口仍占相当比例。“一带一路”建设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这些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和脱贫致富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而中国也正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去拥抱世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主动将自身发展经验和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实现共同发展。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中国与各方一道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所体现出来的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国际情怀和使命担当。

（三）以和为贵、合作共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遵循和宗旨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是否可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习近平主席给出的答案是：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在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以和为贵”是亘古不变的主张，“家和万事兴，国和天下平”，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发展的主线。古训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历史上，中国虽然也有过战争，但大多是面对侵略的自卫反击战，如汉武帝抗击匈奴入侵，通过自卫捍卫了领土完整和汉帝国统一。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壮大过程中，各民族间时有冲突，围绕中原大地，你来我往，各有输赢，但无论谁是胜利者，最终都自愿加入中华文明的大家庭。

从历史视野和全球视野看，中国的崛起一直是一种温和的、和平的崛起，而非通过发动战争、霸权扩张、对外殖民、掠夺他国财富与资源的方式崛起，这与其他大国崛起是有本质不同的。大英博物馆的藏品大多来自世界各地，而故宫博物馆的藏品基本上都是中国自己的文物，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子贡曾经问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这三项中，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孔子的选择是先“去兵”，然后“去食”，因为“民无信不立”。由此可见，中国的治国、治政之道，“兵”绝非首善之选。在《季氏将伐颛臾》中，孔子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也进一步阐释了孔子反对武力征伐而主张以文化人、仁义爱人的思想。

郑和曾七次下西洋，他率领的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然而在七次下西洋的28年间，却从未主动发起过一次对沿线国家的侵略战争，没有殖民过一寸土地，打过几次仗也都是防卫性作战。甚至在爪哇岛，一百多名士兵被误杀之后，郑和也没有发起报复性军事行动，而且还放弃了对方的赔偿，这令对方国王非常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郑和所传播的，就是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礼仪，也正因为如此，郑和被当时沿海国家视为明朝的和平使者。

近代中国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军事侵略，饱受民族屈辱，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知和平之可贵、霸权之可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要走的复兴之路，必然不是强权、霸权扩张之路，中国不会将同样的痛苦和屈辱施于别国。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美关系上，中国一贯坚持“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发展强大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终结，两者并不是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同样，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合作总比摩擦好，对话总比对抗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尽管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但完全可以通过友好协商、精诚合作来化解，通过合理管控分歧，搁置争议，实现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的大利，不是一枝独秀的小利。它既着眼于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更着眼于世界经济联动发展；既致力于同相关国家分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也助力于推动解决当前世界发展难题，是一个促进全球发展合作的中国方案。正如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评价，“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基于全球共同繁荣的理念提出的，与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一致、理念相通，是一个共赢的倡议。

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累计超过了1000亿美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已经超过了6万亿美元。巨额的资金投入，诚恳地推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落实，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言必信、行必果”，看到了中国崛起“以和为贵”的正能量以及“合作共赢”带给世界的希望。

老子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最基本的遵循。

（四）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追求和向往

《左传》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尚书》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与邻国友好相处，是我们立国的法宝。而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各国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是万国咸宁、天下太平的实现路径，也是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向往。

这一追求和向往发展到今天，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和向往。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随着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冷战结束后，人类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后迎来了历史上最壮阔的一波全球化浪潮。而中国恰好在这一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并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后来居上者——全球化极为充分地激发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的经济地位和综合国力也于此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从而成为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目前，全球化进程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受益而迅速崛起；另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的利益受损，而发展中国家占了全球化的便宜。于是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动向。全球贸易领域保护主义的兴起，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退群”等等，都是这一新动向的体现。据不完全统计，美国近几年先后退出了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协定、世界卫生组织、开放天空条约……“退群”的理由通常是：对美国不公、对美国不利、与美国意图相悖等等，说到底，就是“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狭隘思想在作祟。

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霸权稳定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认为，世界需要一个强权国家来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据此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他分析，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这种说法本身就逻辑混乱。

中国没有霸权的思想，也不谋求世界的领导地位，但中国向来有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和向往。实际上，中国既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一直都在履行大国责任。比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坚定支持《巴黎协定》，近几年中国成为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1/4来自中国。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碳达峰”“碳中和”这两个名词还首次被写进了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目前出现“逆全球化”动向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决拥护者，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之一，它的本质就是与世界分享中国的繁荣和发展，并欢迎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它搭建了一个互利合作的平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去了资金、设施、技术、人才以及制度和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所说：“‘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互联互通和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正是化解沿线国家政治动荡和社会凋敝的一剂良药。”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世界各国人民成为一个同舟共济、共同抗疫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再一次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在自身防疫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并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在抗疫最艰难的时期，中国也于2020年底前向各国提供了超过2000亿只口罩，20亿件防护服，8亿份检测测试剂盒。同时，中国积极履行将疫苗作为公共产品的承诺。中国疫苗因为安全有效、易于保存、便于运输而广受各国欢迎。6月29日，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上表示：中国迄今已向近100个国家提供了超过4.5亿剂疫苗。与中国守望相助的“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成为中国优先援助的对象。

坚持文化自信，推动“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一）坚持文化自信是保持“一带一路”战略定力的精神力量

前文讲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文化基因，这些强大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胸襟和格局、情怀和担当，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的遵循和宗旨、追求和向往。“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得到沿线国家广泛认同。

但是这些，并不必然被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所理解和接受。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为沿线国家人民带去福祉的同时，必然会对现有的世界格局带来影响，甚至是推动世界新秩序的重构，这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看到的，于是难免不满和掣肘。南海局势的紧张、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等都与此不无关系。美国政府还试图说服其盟友合作，阻挠联合国承认“一带一路”为全球公共产品。

在6月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又提出了一项“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3W）全球基建项目。根据白宫方面解释，B3W倡议是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的、以共同价值观为导向、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以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40多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

舆论普遍认为，这一倡议就是想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抗衡，甚至替代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但在如何应对这一倡议的问题上，我很赞同郑永年先生的观点：“我们应该公开对这个计划表示欢迎和支持。我们应该强调，欢迎任何一个有助于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计划。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初衷。我们并不认为，七国集团的这个项目是和中国‘一带一路’具有竞争性的，更不用说是‘替代方案’了。相反，这个项目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他认为，可以密切关注、仔细研究这个计划，并把一些有用的东西吸纳到“一带一路”之中，抱着开放的态度，随时改进我们的行动计划。

事实上，虽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的“围堵”，但“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受到了沿线各国的普遍欢迎。之所以如此，首先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中国的投融资不仅手续简化，而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一直以来中国都是通过和平通商、互利共赢，共享贸易繁荣，来推动和促进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世界人民福祉的，古代丝绸之路如此，21世纪“一带一路”也是如此，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基因使然。这一点，与西方政府和机构过去曾利用发展资金来强迫受援国进行大幅政经变革，附加人权、气候变化、腐败和法治等侵入性条件有着本质区别。

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充满善意。譬如近期，来自爱尔兰的欧洲议会议员米克·华莱士（Mick Wallace）就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个有着近6000年历史、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在人类进步的几乎每个指标上都超过了北半球国家，并且，中国不侵略、不轰炸、不制裁任何其他国家”，他呼吁：应该致力于与中国和平共处，而不是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并非个例。由此可见，国际社会不乏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坚定地相信中华文化不会对世界造成伤害，不会损害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只会更好地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共同进步，这是我们保持“一带一路”战略定力的精神力量。

（二）坚持文化自信是促进各国人心相通的重要前提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文基础。人与人之间互利互信，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稳固的根基。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尊重其文化、习俗是最基本的礼仪。

霸权主义认为，自己的东西才是好的，别人的东西都不好。因此，霸权主义的文化交流，不是平等的文化交流，而是以一种征服型的心态，向别国输出他们的文化。霸权主义者对自己的文化也充满自信，他们把文化分成三六九等，认为他们的文化是最优秀的，因而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

但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是开放包容，而不是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中华文化主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好坏优劣之争。谦虚、友善、尊重、包容是中国人对待其他文化的基本态度。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欣然接受他国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通过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终实现各国、各民族之间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正是由于中国文化本身并无排它性，因此在与其他文化相比较时，更显得卓尔不群。

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平等互鉴的文化品格、谦虚务实的文化态度，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融入其他文化，更加顺畅地与各国人民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是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人心相通，消除隔阂、跨越障碍、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稳步前行的重要前提。

（三）坚持文化自信是掌握国际话语权，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先决条件

4月，美参议院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其中提到将批准3项拨款，每年总额5.7亿美元，用于支持媒体开展破坏中国海外倡议声誉的报道。其目的很简单，就是反制中国，尤其是抹黑“一带一路”倡议。而这并非美国第一次这么做。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面对外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种种疑虑甚至恶意抹黑，中国外交部等相关部门已经有理有据、有力有节地作出回应。如何让世界理解古老的丝绸之路精神，认同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关系到“一带一路”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先决条件。

中国要想争取国际话语权，我认为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要弘扬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全人类价值的优良基因，用现代的语言、西方人更易接受的话语体系进行阐释。让各国人民真正了解并接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和为贵”“为而不争”等中华文化精髓。二是针对某些国家的“退群”，中国应该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国际秩序和国际事务中，借助现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发出自己的声音，“无为而无不为”，要相信国际社会中大部分人是有良知的，同时也要相信中华文化能够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三是针对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该声明立场的时候要声明立场，要勇于提出有益于全人类的正义主张。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个人尚且如此，国家更应该在大义面前义不容辞。

深厚的历史底蕴、强烈的文化认同、通达的外交智慧、适时的大国主张，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关键，也是我们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底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