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报 卫旺）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指我国碳排放量将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并进入平稳期，其间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下降趋势。2060年前，通过采取除碳等措施，使碳清除量与排放量达到平衡，即中和状态。然而，2021年，有很多煤电企业与煤化工项目直接被关停，双碳战略与能耗双控政策，被推向舆论中心。2022年离2060年还有38年，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才是靠谱的？这个靠谱的路，肯定是“软着陆”。

“30·60”目标是城市未来发展的“紧箍咒”，也就意味着未来所有的城市要开辟一条全新的增长路径，这样的路径到底如何布局，就成为城市发展的“第一待解命题”。30达峰与60中和间的平衡，就是城市碳达峰、碳中和软着陆的约束条件。因为我们如果对碳排放的控制稍松，在2030年前达到相对较高的峰值，然后开始下降，那么之后的碳中和目标所需下降的曲线就会非常陡，减排率也需提高，导致的资产搁浅也会增加，给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大。

因此“先冲高、后骤降”的减排路径，一定不是软着陆的过程。对于城市碳中和的软着陆，内涵是深刻的，就是如何保证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达到有效的节能、降污、减碳、提效、降本，即完成了城市实现碳中和的软着陆，这已然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上述的压力和挑战就是要让各个城市提高碳政策的精细度，合理保障在2030年前达峰，并把峰值稳定在合理水平，才能够使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一曲线更为平滑，实现科学的软着陆。

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全球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的国家主要是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一般经过了60-70年的过渡期。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阶段和水平，过渡时间仅有30年左右。如此，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产业、能源、排放等结构性转型确实存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的难题，也就意味着可用时间短、降碳曲线陡，实现路径中面临的风险较突出，因此需积极探索发展的转型之路，为碳中和的软着陆留足空间。

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加速向清洁、低碳方向转型。至2021年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突破10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比重达到43.5%，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分别达到3.85亿千瓦、2.99亿千瓦、2.82亿千瓦和3534万千瓦，均持续保持世界第一。能源消费总量增速下降至约2%，但上升势头仍将保持一段时间。同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高碳化石能源占比仍接近90%。特别是，去年冬春季节全球各地出现的电荒、气荒现象，集中暴露出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过渡过程中亟待处理的稳定性、安全性问题。全球范围化石能源消费一度回升，经济增长与煤炭脱钩进程遭遇曲折。我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刚性增长和绿色低碳转型之间的矛盾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我国碳排放总量仍然较大。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增长大幅提速，经历了世所罕见的持续高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率达9%以上。随之，我国碳排放量增速提高，2007年排放量已超过美国。就累积碳排放量而言，是美国总排放量的一半，位居全球第二位。电力行业是最主要的碳排放部门。2020年，我国电力行业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37%。其中煤电占2/3。为确保电力供应，维持生产生活秩序稳定，中国现役1000多座燃煤电厂不宜在短时间内集中退出能源系统。

这些现实情况都表明我国碳中和实现路径的软着陆是一场硬仗,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也是对城市治理水平的一次重要提升。该如何进行设计？需要灵活规划发展的生存空间，倒逼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创新，并创造一批新兴产业；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变革；加大全经济尺度、全部温室气体的减排力度和进程，并且对该领域的技术成熟度、商业模式可行性、市场接受度等进行通盘考量，才能够实践出城市碳达峰、碳中和科学的软着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