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报  张正河）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非常快。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人口数量由8亿到13.5亿，国家GDP总量从2000亿美元到13万亿美元。当今的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信息化应用水平达到世界一流。

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农业信息化又该怎么办？其实，中国的城镇化、世界的城镇化都不可能离开农业、农村、农民。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改革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三五年，中国农民就从过去吃不饱饭变成卖余粮的情形；改革伊始的10年光景，中国的乡镇企业就占据半壁江山。这么来看，城镇化的第一个阶段是农民造田种粮食，第二个阶段是农民开始造工厂，第三个阶段是农民造城。可以这样来说，从1993年到现在，农民造田、造厂、造城，造就了城镇化。在造城的进程中，中国的城镇化还有空间吗？答案是有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空间。

2017年12月，中国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如何实现这些愿景目标？2006年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2018年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些政策的本质就是要通过产业发展让农民富裕起来，通过环境治理让农村环境美化起来，通过制度建设让农民获得幸福感。

中国地区间存在自然社会差异、发展的不平衡，从空间上讲，生产力和城市分布是很不平衡的，但如果将经济因素加进来，不平衡状态会有很明显的改观。人口和资源比是很重要的指标，资源的含义不仅是土地的宽窄问题。2000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胡焕庸线东南侧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3.18%，集聚了全国人口的93.77%以及全国GDP的95.70%。

目前，已建成的大都市，诸如上海、西安、深圳等，具备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具备中枢的支配地位、完整的城市等级体系；都市圈中的各城市具有明晰的功能分工，发达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而且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由此可见，东部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为经济和人口的聚集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应得到重点发展。在该区域，加快小城镇甚至中心村建设不仅可行，而且必须重点发展。对西部而言，应该重点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地级市等大中城市，有选择地发展县城及少数中心镇，包括处于“增长极”周边的、相对独立且发展条件较好的旅游县城及中心镇。

在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的思路下，我们该怎么办？要想回答好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先要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土地的去留。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土地怎么利用开发？基于我们的研究，在东部地区，种粮食收益约为500元/亩，种经济作物收益约为1500元/亩，办工厂的收益约为16—20万元/亩，房屋开发的收益达到50万元/亩。就经济效益来比较，农业是相对最低的。

二是农民的去留。谁还做农业？如何让农民做到体面？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农民的去留在于能否得到公正的待遇。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我们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如果今后农村人均收入能够占到城市收入的59%左右，就可以算是城乡统筹、美好社会的景象了。

三是村庄的去留。很多人总希望村变成镇，镇变成市，市变成都市圈或者城市群。但除了这一正向变化，还有负向的变化。以河南省开封市举例，在宋朝时，是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现在规模则小了很多，这也代表了一种方向。因此，不要仅仅局限于朝着正向发展，要知道其实有很多地方并没有发展的空间、资源。我们把村庄分成几个类，有些可以自然消亡，有些需要留下，有些可以发展，当然还有一种类型的村庄必须保存下来，因为它们具有文化DNA，比如说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四是产业的去留。很多县市，大多的优势产业是绿色、天然、休闲。这些产业的发展要实现三产融合，还需要有龙头企业的带动。基于产业选择的科学思维，我们要明确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市场适合条件，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并实施好规划。

总而言之，要统筹实现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第一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做正确的事。全国大区域协调、东中西协调、区域内大中小城市间的协调，以及产业间的协调非常重要。第二要尊重科学，勇于创新，并且坚定目标，重在实干。以“正合、地道、规律”为原则，勇于创新，不要按部就班，关键是要合理规划并实施好规划。第三要提升服务品质，重视实用人才的培养。（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